疫情期间猪肉价格变化的原因「猪肉病毒最近新闻」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在畜产品消费序列中一直占有优势地位，是大众主要的肉类消费品。猪肉价格高低关系到老百姓的“菜篮子”，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继2009年的猪肺疫、猪丹毒以及2011年和2012年的猪口蹄疫暴发后，2018年大规模暴发的非洲猪瘟对猪肉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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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018年8月非洲猪瘟暴发，近年来中国猪肉市场产量整体呈下滑态势，同时猪肉价格出现暴涨现象，由2018年8月的21.96元/千克飙升至2020年8月的59.64元/千克，两年间增长率高达171.58%。猪肉价格作为农产品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其急剧上涨也是导致CPI涨幅明显的重要因素（于爱芝、王鹤，2016），因此猪肉价格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年强调，要抓好非洲猪瘟防控、生猪生产恢复和产业安全稳定工作，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举措。“猪粮安天下”，猪肉和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对于城乡居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关系国家宏观经济和调控政策的走向。

但是，猪肉市场不确定因素时有发生，生猪产业发展仍存在巨大挑战。2018年8月非洲猪瘟的暴发不仅导致猪肉供给出现巨大缺口，而且使消费者对猪肉购买产生了消费恐慌，严重破坏猪肉市场供求平衡。猪肉供求失衡致使猪肉价格呈近似直线的上升态势，而短期内市场机制自身发挥作用的程度有限，所以导致国内生猪市场遭受剧烈冲击，对生猪产业链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叠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猪肉进、出口的不确定性增强，猪肉供应链遭到重创，扰动猪肉价格涨跌不定。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猪肉价格暴涨，在价格信号为导向的作用下，大量养殖者利用市场行情转好的有利时机补栏复养，可能又将诱发后疫情时代价格暴跌现象，更使猪肉市场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在各种不确定因素频发的背景下，本文聚焦对猪肉价格具有直接且重要影响的不确定因素——生猪疫情，研究生猪疫情造成猪肉价格非正常波动的转换机制，识别猪肉价格剧烈波动的预警红线。本文研究有助于缓解重大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的巨大冲击，对于平抑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和维护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一）生猪疫情对生猪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微观机理分析

猪肉的市场均衡价格是由国内供给、猪肉进口与国内需求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猪疫情冲击下猪肉价格波动的实质是供需失衡的结果。不同严重程度的疫情和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猪存出栏的影响不同，进而对猪肉价格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总体来看，在疫情初期或疫情较轻的情况下，猪肉价格所受冲击较小并能得以较快恢复，而且猪肉价格波动的社会影响相对温和。当疫情处于暴发期时，生猪死亡率上升，猪肉供给紧缺，因此价格暴涨。而当疫情得到全面控制进入恢复期时，生猪产业链供给能力逐渐恢复，同时暴发期的猪价高涨驱使恢复期的新产能大幅扩张，猪肉供给逐渐增加甚至可能过剩，猪肉价格逐渐下降。由于疫情暴发期是对生猪产业及猪肉市场带来冲击较大的关键期和风险期，故本文重点分析暴发期时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形成机理。

当生猪疫情处于暴发期时，在需求侧，随着生猪疫情的管控及相关部门宣传、引导力度的增强，生猪疫情正面消息促使消费者信心重塑，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量快速回升。在供给侧，由于疫病的传染性影响，受灾范围扩大，病死猪大量增加，造成生猪供给减少；此外，疫情暴发期猪肉市场供不应求导致猪肉价格上涨，进而诱发生猪价格上涨。根据预期理论，养殖者对未来生猪市场价格的预期发生改变，并根据预期价格调整生产决策，这将促使现有生猪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改变，从而造成生猪价格的后续变动（孙坚强等，2016）。本文通过构建疫情冲击下的生猪出栏决策模型，刻画单个养殖者因预期的生猪价格上涨而延迟出栏，加剧生猪供给短缺的微观机理。决策者行为易受到周围相同经营者的影响，产生的“同群效应”又会造成整个生猪市场供给减少。最终在生猪疫情冲击和养殖者延迟出栏的双重影响下，生猪供需缺口逐渐扩大，这将导致生猪价格上涨并进入高机制运行水平。

（二）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非线性冲击的微观机理分析

疫情除在养殖环节会对生猪价格产生非线性影响外，在加工环节也会产生不同程度“压库惜售”的供应链阻滞效应，致使猪肉价格出现非线性上涨现象。

生猪养殖的周期性较长，短期内猪肉供给弹性小，难以通过进口渠道完全弥补猪肉供需缺口。因此，在国内猪肉市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卖方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加工企业预期未来猪肉价格上涨，将会囤积猪肉，限量供应。2018年8月非洲猪瘟暴发，受生猪存、出栏量减少的影响，猪肉市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抢肉”和“囤肉”现象（石自忠等，2020）。为准确刻画这一形成规律，本文通过构建疫情冲击下的猪肉供给决策模型，分析加工企业囤积猪肉的行为促使猪肉价格暴涨的微观机理。但在消费者收入约束的条件下，当猪肉价格上涨达到消费者的最高心理价位时，市场消费量将会下降，这时加工企业会适当增加猪肉出库量，增大供给并保持稳定。经过供需的动态调整后，最终价格达到新的均衡点。加工环节的这一调整过程又再次加剧了猪肉价格的非线性波动。

总之，在生猪疫情暴发期，疫情对猪肉价格冲击的总效应是生猪生产和猪肉加工两个环节的累积效应之和。这一叠加作用共同推动了猪肉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猪肉价格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态势。

三、研究设计

2009年猪丹毒、猪肺疫、蓝耳病出现的频率较高，生猪疫情较为严重；且生猪疫情宽度指数自2009年2月公布。因此，从数据的可得性与生猪疫情暴发的现实情形两方面考虑，本文选取数据样本区间为2009年2月至2020年2月的时间序列数据。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因变量。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测度不同区制下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因此选取猪肉价格作为因变量，以去皮带骨猪肉集市价格作为猪肉价格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布瑞克农业数据库。

2.核心自变量。生猪疫情宽度指数，选取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作为衡量生猪疫情暴发情况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可以综合衡量全国范围内生猪疫情暴发情况，主要从暴发范围、严重程度、传播速度等几方面量化打分综合得出，数据来自布瑞克农业数据库。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仔猪集市价格、饲料成本、生猪存栏量、白条鸡集市价格和国民经济水平。其中，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国民经济水平的代理变量，并采用插值法将GDP季度数据转换为月度数据，频率转换通过Eviews 9.0软件实现。控制变量中，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布瑞克数据库。

（二）模型选择

阈值回归模型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变化模型，通过模型预测找到阈值并将样本分割在不同区间，当观测变量通过未知阈值时，函数模型具有分线段特征，且发生区制变化。阈值回归模型不仅可以测度出阈值点，而且可以清楚地观测到不同区制内阈值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程度，明确考察本研究中生猪疫情造成猪肉价格非线性变化的机制转换点，对于生猪疫情的风险防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借助Tong（1983）和Hansen（2000）提出的阈值回归模型分析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的冲击效应随疫情严重程度变化而呈现的非线性特征。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为得到平稳序列，本文对猪肉价格进行了取对数及一阶差分处理，故被解释变量为猪肉价格增长率。在进行阈值回归操作时，考虑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具有滞后性影响，依据AIC最小准则和SSR最小准则确定阈值变量的滞后期数，最终确定阈值变量的滞后期数为5期。

以滞后5期的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作为阈值变量进行阈值回归，研究结果显示，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对猪肉价格增长率的影响存在1个阈值点，阈值为0.35，即猪肉价格波动存在两种运行机制。区制一中阈值回归的系数之和为1.042，区制二中阈值回归的系数之和为3.561，后者高于前者，并且约是前者的3倍。这表明，区制二的猪肉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在区制一中，即当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低于阈值时，其对猪肉价格的影响不显著，猪肉价格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主要原因是生猪疫情宽度指数较小时，疫情传播范围有限，疫病防控措施较易实施，对小部分疫区养殖空间进行隔离能较快控制疫病蔓延趋势，因此受疫情影响而染病的生猪基数较小，生猪存栏及后代商品猪减少幅度也较小。同时，回归模型中又将生猪疫情宽度指数滞后5期，在此时点生猪疫情已全面控制，其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基本消失。

在区制二中，即当生猪疫情宽度指数高于阈值时，猪肉价格处于剧烈波动的状态。此时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对猪肉价格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0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当生猪疫情宽度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对猪肉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原因是生猪疫情程度严重时，疫情扩散导致受灾面积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受疫情影响而感染的生猪数量多，能繁母猪死亡率也较高，因此整体存栏量大幅下降。这严重影响到后期生猪的繁殖能力，再加上生猪养殖周期较长，大量种猪减少造成生产水平下降，生猪供给量在短期内难以恢复，所以滞后5期的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对猪肉价格波动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利润最大化均衡条件和预期理论构造了生猪总重量函数、养殖者和加工企业的利润函数，通过理论分析表明不同严重程度的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影响存在差异。然后，依据2009年2月至2020年2月的样本数据，本文采用阈值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疫情影响下猪肉价格的不同反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当以滞后5期的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作为阈值变量时，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存在1个阈值点；第二，当实际生猪疫情宽度指数低于阈值0.35时，疫情冲击对猪肉价格波动无明显的正向影响关系，猪肉价格处于平稳的运行状态；第三，当实际生猪疫情宽度指数高于阈值0.35时，生猪疫情对猪肉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强化生猪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猪肉价格干预机制。运用生猪疫情宽度指数对猪肉价格影响的阈值点，畜牧管理部门应强化生猪疫情应急管理措施，精准适时投放储备猪肉，增强“蓄水池”和“缓冲器”的调节作用。此外，完善疫情风险下的猪肉价格干预机制，依据成本导向和公平公正原则，养猪行业协会应积极引导多方参与协商定价，避免因个别企业借机哄抬猪价而引致的跟风自利行为助推价格普遍高涨。第二，充分利用猪肉价格监测数据，提高价格预期管理水平。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更新猪肉价格，构建有效的预警分析系统，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生猪养殖者的盲目决策行为和消费者恐慌心理。逐步完善猪肉“保险 期货”模式，借助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稳定猪肉价格，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引导供求平衡。第三，建立疫情期生猪标准重出栏制度，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畜牧管理部门应根据不同品种生猪制定不同的标准出栏重，加强生猪出栏监管力度，对于按标准重出栏的养殖者给予一定政策补贴。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猪肉加工企业的监管力度，避免出现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兼顾长远利益，减缓生猪疫情暴发期间的猪肉供给压力。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1期